一个国家的近代化，教育的近代化是重要的内容。近代义务教育则是教育近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自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令儿童“七岁必须入学”，开始试行义务教育，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近半个世纪的努力，全国学龄儿童入学率仅达20％左右，真是教人扼腕叹息。
中国的教育近代化历程，何以如此步履蹒跚；中国的义务教育的普及，何以如此步履蹒跚？记录这段中国义务教育的艰难时世，史家之任；研究这段中国义务教育的艰难时世，史家之功。《世纪之理想：中国近代义务教育研究》70万言，分成理论、实践和比较三部分，“理论篇”讨论了义务教育的理论与历史，中国近代的义务教育思潮；“实践篇”考察了中国近代义务教育的学制与行政管理，课程、教材和教学方法，师资的培养，经费的配置，近代女子义务教育；“比较篇”分别作了国内典型分析（内陆山西与沿海江苏，中原山东与边陲广西）和国际比较研究（中日比较）。这样一个完整的研究框架，加上作者深厚的理论素养、“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史料功夫，对这个课题的探索，其全面系统和深入，我的感觉，著者是要“毕其功于一役”。换句话说，田正平等先生对义务教育理论的精密辨析和对史料的广搜博览的钩稽，是这部书能够站得住脚的两大基石。以史料搜集为例，这部书参考中外文献200多种，其中基本史料45种（包括未公开出版的二三十年代晋、苏、鲁等省编的义务教育统计报表等），20世纪20年代前创刊的报刊13种（包括《浙江教育官报》、《山东教育报》、《江苏教育公报》等）。著者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爬梳整理、比较鉴别，勾画和描写出这段历史的轮廓和细节，从中引发应有的结论。有了这样牢靠的研究，这部书自然具备了很高的学术价值，所以给我们的启示也是很大的，举几个例子。
以中国之大，地域之辽阔，近世以来动荡不安，各地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义务教育的推进如何能够行之有效？著者的研究使我们真切地看到：各地以中央章程为指南，结合本省情况，探索各自的普及途径，“近代普及义务教育的特点，恰恰就寓于各省、市推行义务教育而采取的策略、积累的经验及为解决问题而提供的种种思路中”。即以中国近代义务教育开展的动力来说，大体有两股基本的力量：社会人士和民间组织的力量（所谓“社会”），上层政治组织产生的行政力量（所谓“政府”）。山西、江苏分别是典型的内陆和沿海省份，差异较大，但它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都走在中国普及义务教育的前列。当时主政山西的地方长官，自20世纪初起，前后30年间以“保境安民”为旗帜，在军阀混战中持中立立场，奉行“三不二要主义”：“一不入党派，二不问外省事，三不为个人权利用兵”；“一服从政府命令，二保守地方治安”。埋头省政建设，积累实力。省政建设则从办理村政入手，而义务教育的普及关键又在乡村。主政山西者早年留学日本，从日本明治维新后教育兴国的历史，看到了教育对国家发展的作用，所以格外重视义务教育。村政建设成绩斐然，这使山西近代义务教育的迅速崛起成为可能。如果说山西的普及义务教育得力于山西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和行政的推动力，那么，江苏则多半可归因于地方士绅及其团体的作用。盖民国以后，江苏作为民国首府所在地，其政治上不能出现山西那样30年一以贯之的统治人物，这为江苏士绅提供了活动空间。政府力有未逮，士绅集团取而代之。所以江苏近代推行义务教育，主要依靠民间的力量。力兴义务教育，这是影响全社会的近代思潮，理固必然，势所必至。具体操作，则“社会”与“政府”两种推动力，或互为交织，或因各地情况不同，强弱有别，形成不同的发展模式，所谓因势利导，所谓殊途同归。
这部书里我们还可看到近代义务教育管理上的一个重要的教训，即施行计划往往脱离实际，太理想化。从清末到20世纪40年代，每一个时期都提出一个推广和实施义务教育的计划，其周密和详细自不待言，但缺乏可行性；强迫教育章程也出台好几个，目标不断攀高，字面上也很好看，但“花拳绣腿”，很少落到实处，徒具空文。作为教训的另一面，成功的经验也正在这里：既有切合实际的目标，又有层层推进的具体手段和措施。譬如山东，1921年省行政公署设立义务教育委员会指导和督促各县办理义务教育，同时制订分别区域办理义务教育计划，不再以儿童数而是以区域内政治和经济发展程度规定义务教育程限。
这部书中来自历史的经验教训当然不限于上述几例。譬如书中对于古代中国重教兴学传统与近代教育的关系的精微辨析、近代中国义务教育在中国教育近代化启动近半个世纪后才起步这一与世界教育发展常态大异其趣的原因解剖、民间实验与近代义务教育教学方法改革的线索的勾勒、近代中国义务教育经费配置及其变迁的探究、近代中国义务教育不同发展进程与模式的描述与分析、中日义务教育思想的比较、中国近代义务教育特点与经验的总结等等，都有相当的深度，体现出教育学家的眼力和历史学家的功夫。
（《中国近代义务教育研究》，田正平、肖朗主编，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
